這兩天，兩個朋友的臉書分享讓我想寫這篇文章。一個朋友轉載了某個人在念研究所過程中受到同儕與老師霸凌的心情。很細膩地描寫了有能力的成年人，如何在團體中因為受到他人的嫉妒，團體在自視為領導者的同學帶領下，一致展開八卦抹黑沈默旁觀等行動。

這也點出，霸凌並不只是發生在某些比較「弱勢」者的身上，團體動力的強大力量，足以讓一個有工作經驗有成就的人覺察到自己如何在受霸凌的過程中開始產生受害者的心態，需要努力克制自己想要報復的心情。

另一個朋友則在臉書上反思前陣子廣受注目的「黃安與周子渝」的事件，為什麼媒體與大眾只關注這兩個人（於是兩個人分別受到不同群眾的支持與霸凌），但卻沒有進一步檢視背後的媒體公司，及更深層的社會意識，當媒體大眾集體沈浸于情緒中，也就無法進行理性的思考與討論，個人無法進一步架構出腦中的理性論述，而社會也無法進一步找出如何多元對話從差異中求共存的集體策略。

關於霸凌受害者的描述頗多，我在這裡想試著討論的是，如果我們泡杯茶，退後一步，把焦點從單一的受害者與加害者移開，試著看看整個系統，我看到的是，霸凌現象來自于團體中的「所有個人」缺乏「理性思考的同理心」。

我在這裡強調「所有人」，因為我看到的是，在產生霸凌現象的系統中，每個人都扮演了某種角色，也承擔著某種程度的責任。朋友分享了一位心理師推薦「教室裡的惡魔」這本由日本作家寫的書。在導讀文中提到，「校園霸凌問題必需以「教育」觀點，作為處遇的目的和手段，而不是「定罪」和「刑罰」。」文中分享，很多時候，當父母老師知道霸凌事件，常常會很快地跳進去懲罰加害者，於是，反而加深加害者之後對受害者報復的生氣，以及受害者從此更不敢說話的恐懼。或者，之前第一個朋友分享的故事中，念研究所的成年學生遇到霸凌，跟研究所教授說時，卻被反問為什麼不先想想，是自己做錯了什麼才招致別人這樣對他。在這兩個例子裡，父母老師（系統中其實更有力量的人）自己用了跟霸凌邏輯類似的手段來處理事件，缺乏「理性思考的同理心」，只想快快「定罪」，似乎覺得透過定罪，就可以快速地把需要教導的哲理傳達出去。

或許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因為玩火被打屁股確實可能是最快的條件制約反應式的學習方式（孩子立馬學到，靠近火爐屁股就會痛痛，之後就會避免這樣做）。但是，當我們面對的問題是複雜的系統議題時，這種企圖用簡單的刑罰來改變系統中所有人的策略，卻反而變成系統中迫害成員的力量：也就是，強者可以使用威權的手段，讓弱者不去做（或者去做）自己要求弱者該做的事情。同時，我們也看到卡普曼的戲劇三角動力，受害者，迫害者，拯救者，三個角色不斷跳動循環，因為三者都缺乏「理性思考的同理心」。（這裡還有另外一篇介紹，提供了更多例子）。

如果讓我們用「理性思考的同理心」來了解所謂的霸凌加害者，我們可能會看到什麼呢？

很多文章與戲劇都試著描述加害者過去如何受害，因為曾經受害，所以內在不斷活在匱乏思維當中，於是，在系統中無所不用其極的累積資源，拼命把自己嫉妒或對自己可能有威脅的人，透過心機進行排擠。甚至，已經是系統中所謂的勝利組的時候還無法停止這些手段。某一些校園霸凌者本身其實是師長眼中成績優秀受人歡迎的孩子，也正因為他們的勝利組光環所給予的保護，讓受害者更不敢聲張。同時，有人會很驚訝，某些霸凌者其實有著超乎常人察言觀色洞悉人心的能力，只是，這樣的能力並不是真正的「理性思考的同理心」，而是建築在不斷想要掌控環境而培養出來的優秀監控能力。（這裡讓我覺得，我用理性思考的同理心一詞，好像還不足以表達我想強調的，能夠同時平衡情緒與理性，自己與他人的高層次同理心）。

有時候，霸凌者的受害不見得是個人的創傷，而是來自于目睹創傷。很多華人戲劇最喜歡描述的就是正邪不兩立，因為正義的一方曾經目睹過去所謂邪惡一方的暴行，於是對於所謂正義的一方產生不分青紅皂白的忠誠度，開始變成無所不用其極的要去消滅所謂邪惡的一方（恩，最近很紅的「花千骨」不就是在講這樣的故事，正義的一方對花千骨不斷迫害，我實在看不下去，直接跳去讀線上小說，好奇小說原文結局是否帶有更深的含義～之後再來寫一篇文章吧！）。這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長期幫助受虐弱勢團體的助人工作者（律師，心理師，社工師等等）身上。最近在美國又聽到諮商師，被父母一方煽動捲入兒童監護權案子，結果寫出與事實不符的報告，造成對兒童與另一方父母的傷害，被協會申戒處分（強制繼續教育）的案例。

關於所謂的霸凌者，還有很多值得觀察的點。如何深層同理到霸凌者在團體中使用的種種心機策略，對助人工作者來說，還真是一大挑戰。某位念心理的朋友曾經對我說他高中的時候就拜讀厚黑學了。只是我天生比較愚鈍，所以到現在還在繼續學習。其中我下一篇想寫的就是關於，gaslighting。

作者（版權所有）：胡嘉琪